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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植物资源是人类生存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它们不仅提供了维持人类生存的支持体系，还是许多工业和新医药产业的基础，也是世界自然资本的构成部分。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减少，对于作为社会与经济发展基础的自然资本资源，意味着经济机会的丢失。因此，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不仅是一个环境问题，也是一个更广泛的持续发展能力的问题。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制定了相关的政策法规。
1、欧盟生物多样性保护计划
欧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战略目标是：从根本上预测、防止及解决使生物多样性显著降低或丢失的原因，以逆转生物多样性降低或丢失的趋势，并使欧盟领土内外的物种和生态系统（包括农业－生态系统）处于满意的保护状态。
欧盟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规划出了一个明确的行动框架，并规定了总目标和部门目标。主要是以下4项内容：一是保护和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二是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的利益；三是研究、鉴定、监测和信息交换；四是教育、培训和提高公众的保护意识。
欧盟生物多样性战略行动计划制定之后，英国政府成立了英国生物多样性领导组，对英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提供战略性指导；随即成立了英格兰、北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4个领导小组，负责监测各行动计划的实行，并进行提高公众觉醒和教育培训等工作。
2、美国保护濒危物种的有关法规
美国进行了许多立法对濒危物种进行保护，如，濒危物种法、迁移鸟类条约法、鱼与野生动物合作法、国家野生生物庇护所管理法、北美湿地保护法等。其中，最重要的属濒危物种法。
濒危物种法禁止未有许可证对列入联邦目录的物种进行捕获。但是伴随性捕获许可证的发放，允许资产所有者在其资产内有濒危物种存在的情况下，进行其他方面合法的经济开发活动。同时提供了一种管理部门与公众和私营部门发展创造性的合作伙伴关系，来达到濒危物种的平衡和综合有序发展的办法。例如，美国的国际造纸公司为砍伐作为其造纸原料的木材，制定了一个栖息地保护计划，保护在公司东南部土地上的濒危红帽啄木鸟。计划中描述了砍伐林木对红帽啄木鸟的影响及减轻该影响的措施。措施包括建立近5300英亩、居住了25－30个该啄木鸟家族的栖息地，以增加啄木鸟的数量。
美国一项调查表明，至少有80%列入联邦目录的物种，其栖息地在私人土地上。管理部门认识到让私人土地所有者介入濒危物种保护的重要性，因而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来促进与土地所有者的合作。这些政策包括：候选物种保护协议，对许可证申请者在栖息地保护计划中保护未列入目录的物种进行鼓励。这样做的好处是：第一，可为许多物种提供早期保护，从而可避免将其列入目录；第二，由于候选物种得到保护，可减少在发放许可证后，一个原来未列入目录的物种被列入目录，从而需对栖息地保护计划进行修改的情况。
美国栖息地保护计划的数量增加很快。1992年前只批准了14个栖息地保护计划，但至2001年2月23日，管理部门已发放了343个以上的伴随性捕获许可证，其栖息地保护计划覆盖了2000万英亩以上的土地，对200个列入目录的物种和许多未列入目录的物种进行了保护。
3、澳大利亚对野生物种商业利用的一些管理办法
在澳大利亚，对野生物种的最大威胁是栖息地被清除。个体农民、牧场主或开发者为提高土地的使用价值，常常进行原生植被的清除，从而除去了野生物种的栖息地。因此，许多人认为，未来对澳大利亚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要找到一种机制，特别是经济刺激，使得在私人土地上的自然栖息地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及恢复。澳大利亚认为从其国内外的经验看来，在管理得当的情况下，野生物种的商业应用可以成为这种机制之一。
澳大利亚一些经验表明，给予濒危野生物种一种价值，比没有商业价值会导致对该物种的更大保护。例如，为获取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袋貂的肉供本国食用及出口用，持续地对其进行高水平的商业捕获已有几十年。但其数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大量增加。再如，在澳大利亚BASS STRAIT 岛上的土著居民商业捕获灰鹱，以获得其肉、油及羽毛供本地应用或出口用也有几十年的历史，但灰鹱的数量仍在增加。这都是由于商业捕获对这些野生动物的栖息地的保护起了很大作用的缘故。
以上事例表明，只有在土地所有者能从栖息地上的野生生物获得收益的情况下，他们才可能对这些栖息地进行保护。因此，应把天然栖息地看成为一种经济资源，因为它有应用价值，并能与其他使用土地的方法进行竞争。把它看成是有经济价值的，才能使它受到充分的尊重与保护。
澳大利亚管理野生物种的经验表明，在技术上可持续性的采收或猎取是可以做到的。关键的问题是政府能否驾驭可能起破坏作用的经济和社会力量。其中保证资源的拥有者看到管理良好的野生生物贸易具有经济利益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因此，对政府有关机构而言，野生生物商业利用企业家和动物保护团体的挑战是如何对商业应用进行管理，以减轻风险，并达到最大程度的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及可持续的应用。
澳大利亚现有的管理职责分工是：联邦政府主要管理进出口，并正进行对所有联邦的有关环境的立法进行综合改革，将已有立法归于三个部分：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保护及遗产保护。各州和自治州均有立法对野生生物进行管理，在政策和实践中，均支持野生生物在生态学上可持续性的商业应用。
其它国家也有类似的实践经验：在南非，由于土地使用政策的改变，使野生物种的所有权回到土地所有者手中，使许多栖息地得到恢复与保护，许多野生物种的分布和数量大大增加，并且还带来了许多社会和文化效益。
4、西方一些国家以牺牲他国资源为代价来保护本国资源
国际上已将对野生生物资源的占有情况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随着发达国家经济基础十分雄厚，非常重视本国生物资源的保护，凭借自身雄厚的经济和科技实力，采取各种手段，大肆掠夺和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生物资源，利用先进技术，加工成具有高附加值的植物药或其它产品，再申请专利保护，并将成果以专利技术和专利产品的形式高价向发展中国家兜售，获取高额利润。一些发达国家通过对世界野生生物资源的控制，进而加速对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占有和经济垄断。发展中国家因此蒙受了巨大的经济和资源损失，许多生物资源的原产国、提供国反而成了受害国。因此，西方一些国家富裕之后，确实注意了物种的保护，但是发达国家保护自己的资源更多是以牺牲发展中国家资源为代价的这种做法，应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 CITES公约即《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的英文缩写，亦称华盛顿公约。缔约于1973年美国的华盛顿，并于1975年正式生效。《公约》的保存国政府是瑞士联邦政府。《公约》的宗旨是对其附录所列的濒危物种的商业性国际贸易进行严格的控制和监督，防止因过度的国际贸易和开发利用而危及物种在自然界的生存，避免其灭绝。到目前为止，《公约》已有160多个缔约国。《公约》每两年举行一次缔约国大会。
公约贸易是指物种的进口、出口、再出口和从海上引进（指从不属于任何国家管辖的海域中取得的任何物种标本输入某个国家）。
中国于1981年加入CITES公约组织。 中国是世界动植物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但资源大国，按人均资源情况，中国是资源贫乏国家。
中国为了进一步加强野生动植物保护和濒危物种拯救繁育工作。已经建立700多个自然保护区和植物园、动物驯养繁殖中心等，这些保护区的建立保护了大量野生动植物，如峨眉山国家公园保护。上世纪末，全国已建立14个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20余种濒危物种人工繁育种群、400多处珍稀植物迁地保护繁育基地和种质资源库、100多处植物园和树木园，1000多种珍稀植物得到保护繁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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